战争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与“会剿”,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冯阎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调集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中央根据地是敌人“围剿”的重点。
五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此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意义
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和人民军队战略战术中的重要地位。此后尤其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党内、军内以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的理解支持,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结合的道路上进行伟大探索的决心,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战胜国内外诸多强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和异常宝贵的60余年和平发展时期,历史地奠定了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重要基础。
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村改革根据地的建设
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作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抽多补少”的原则规定,使闽西300多里的地区分了田,6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指导下,兴国等6县全境和水丰等县部分地区全面开展分田运动。1931年2月,毛泽东又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就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
主要内容
在三年多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斗争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改革过程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 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选举法细则,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重视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1934年,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时中央政府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培育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民歌在苏区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正是苏区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历史上的今天
在69年前的今天,1950年12月1日(农历1950年10月22日),《人民出版社》成立。
历史时期的发展。它主要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的言论著作,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的读物,经济、哲学、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等方面的读物,外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著作,以及国外有代表性的政治学术书籍和参考资料等。设多个图书编辑室和《新华月报》、《新华文摘》、《人物》杂志等期刊编辑室。已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陆续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著作,出版了邓小平、陈云的文选。在社会科学著作方面,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学者撰述或编写的专著、教材和论集,还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有影响的政治学术著作和思想资料,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文献和论著。